2020年8月4日下午4点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“原审判决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，宣告张玉环无罪。被羁押了26年又9个月的张玉环终于重见天日，他也成为截至目前公开报道中被羁押时间最长的申冤者。
虽然江西高院等多家单位纷纷向张玉环道歉，但是26年的痛苦和折磨如何弥补？司法中的错判以及刑讯中的漏洞该如何问责？今后如何避免类似的冤假错案发生？相信这些都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。事实上，这些问题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。
西周时，中国古代的司法就开始倡导“罪疑从轻”
春秋时，《左传》中也曾提出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
西汉时，董仲舒也曾提出“论心定罪”
无论是“罪疑惟轻”、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还是“论心定罪”，无不体现了古代中国的“中庸之道”。虽然这些司法原则与当今的
除了“罪疑惟轻”的司法原则，为了确认疑案，西周还曾实行“三刺之法”
从古今众多的冤假错案来看，非法刑讯与冤案的产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。而为了减少因严刑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，历朝历代都曾制定了相关的刑讯制度来约束执法人员。
魏晋南北朝时，中国的刑讯制度开始走向规范化。对于刑罚的对象、书目、身体位置，国家都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，并强调“拷讯以法，不苛不暴”
到了唐朝，政府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审判制度，不但将刑讯法律化、制度化，还对刑讯的方式、部位、手段、拷问的次数、对象、程序、拷病囚，及司法官吏违反有关拷讯规定应承担的责任，均作了严格的规定，以防止司法官的滥施刑讯。
如《唐律疏议·狱官令》规定：“察狱之官，先备五听，又验诸证信，事状疑似，犹不首实者，然后拷掠。”
到了清代，刑讯制度已经相当完善。如《大清律例》规定刑讯犯人要实行登记制度，这就避免了官员私下滥施刑讯；同时还规定70岁以上老人和15岁以下小孩以及残疾者，不能用刑拷打，有证据才能定罪。此外，还加大了对于非法刑讯的惩罚力度。
为了体现司法的公正性，古代还专门设立了法官追责制度，一旦认定法官有错判或者误判的案子，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。这个针对法官的追责制度就是“出入人罪”
如果将无罪判为有罪，轻罪判为重罪，叫作
春秋时期，晋文公在位时，有一位秉公执法、善于审理疑案的法官叫李离。有一次李离不小心判错了案，枉杀了无辜，便将自己拘禁在了狱中，并请求晋文公判他死刑。
晋文公爱惜人才，有意为他开脱，将责任推给了下属的官吏。然而李离铁面无私，没有领受晋文公好意，他认为自己错杀无辜，依法当死，于是拔剑自刎。
秦代时对于法官的失职规定了三种罪名：明知有罪而故意从重或从轻判处的，称作“不直”
到了汉朝，汉宣帝在位时，京兆尹赵广汉不畏权贵、惩治豪强，深得百姓的爱戴。然而有一次，他在执法中挟私报复，欲将无辜者治罪，被判处腰斩。当时有数万名下级官吏和百姓守在宫门前为他求情，但仍难免一死。
历朝历代对于“出入人罪”的规定，震慑了法官，使得他们不得不谨慎对待每一个案件，从而无形中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。
即便有相关的追责制度和完善的审讯制度，也难免冤假错案的发生。一旦有了冤假错案怎么办？不怕，我们还有发回重审的程序，可以为冤案、错案平反昭雪。
宋朝时，为了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比率，还制定了“翻异”
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：“大理寺修例到：大辟或品官犯罪已结案，未录问，而罪人翻异，或其家属称冤者，听移司别推。若已录问而翻异称冤者，仍马递申提刑司审察；若事不可委本州者，差官别推。”
“翻异”
但是这根救命稻草也是有限制的。《宋刑统》就规定：“应犯诸罪，临决称冤，已经三度断结，不在重推之限。”
重审的形式一般有“移司别推”（更换司法机关重审）和“差官别推”（更换法官重审）
此外，为了防止前后推官的相互包庇，宋政府还规定必须更换不同管辖级别和地域的司法机关进行重审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：“州狱翻异，则提刑司差官推勘；提刑司复翻异，则以次至转运、提举、安抚司。本路所差既遍，则又差邻路。”
综上所言，古代的“罪疑惟轻”、“出入人罪”、“翻异”和“别勘”，以及对刑讯的把控，都对当代的司法审讯有着借鉴意义。
诚然，现实中的司法案件多如牛毛，案情也大多错综复杂，冤假错案在所难免。但是作为法官，不能只知道照搬死板的规则去处置法律事件，更不应该不经过法理的分析就去机械的判案。
如果法官们在处理疑难案件时，在不违背基本法的大前提下，能够发挥能动思维，那么，我相信张玉环这样的冤假错案一定会越来越少。
参考文献：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唐律疏议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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